新中国成立之初，通过土地制度的改革，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力得到初步解放。然而在之后三十多年时间里，我国的土地虽然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但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却可以无偿、无期限地使用，社会各方缺乏合理使用和保护土地资源的积极性，从而导致了土地资源的浪费，使得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尖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推进土地配置和使用制度的新变革。特别是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期，市场机制被引入到土地资源的配置之中。
部长：这个就是1987年在深圳。
记者：这就是1987年深圳土地拍卖会的锤子。
部长：深圳的国土资源局1987年12月1号全国第一块土地的拍卖会，这个是砸的这个锤子。这是非常珍贵的。
1987年，深圳市首次公开拍卖一块面积为8588平方米地块50年的使用权，44家企业激烈角逐，最终一家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的价格成交。也就是这次土地拍卖会，成为了我国新时期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里程碑。
记者：这是新中国土地使用权第一次作为商品进入到市场。但是当时我们的宪法是有明文规定，土地是不可以出租和出让的，当时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部长：1987年实际是突破了法律的规定，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我们开始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土地它是资源，但是不能无偿地占用，因此它又是资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面，土地还是资本。后来宪法也对当时的举措，从法律的角度予以肯定。因此我们现在城市规划圈内的土地，统一由国家征收来出让。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如果是公益性需要的话，也可以由国家征收，来提供建设，但是要把农民补偿安置好。如果非公益性项目，十七届三中全会文件规定，农民可以以其他各种方式来参与开发和经营。
记者：这种转变它带来的这种深刻意义又是什么？
部长：你想从1997年到2008年，那么全国的农村一共拿出多少土地呢？是将近7000万亩的土地，支援城市建设或者叫城镇建设，如果说你原来划拨的，它也可以支持城镇化的发展，但是农民就不行了，农民就得不到补偿了，你5.3万亿的土地出让金就白白流失了，它也不可能拿到城镇去搞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建设，这都不可能，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好处。第二大好处是人们观念上的转变，土地应该是有偿的，土地应该是节约的。第三就是通过经济手段来鼓励节约集约用地。
2006年春天，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18亿亩耕地是未来五年一个具有约束性的指标,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2008年8月，国务院审议通过了2006至2020年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再次明确提出全国耕地保有量目标，"到2010年和2020年，分别保持在18.18亿亩和18.05亿亩"。保护18亿亩耕地的"红线"越来越明确地成为国家的发展战略。
记者：首先您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18亿亩耕地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部长：因为中国现在有13亿人，到人口高峰年的时候，恐怕得15亿还要多一些，首先是吃饭问题，我们计算过我们国家人口消费，其他生产消费所需要的粮食，到2010年是1.14万亿斤。到2020年是1.4万亿斤粮食，必须保证有18亿亩的耕地，才能够保证我们国家在人口高峰年，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满足一部分生产的需要。
记者：假如我们不去守这条红线，后果会是什么样的？
部长：2008年由于气侯变化，我当时的印象，世界上就因为有粮食问题，有20多个国家民众上街游行抗议，他吃不饱，还有个别的少数的政府，就是因为粮食供应不足而垮台的。那么你想一想，我们这么多人口，如果需要到世界市场上去采购粮食，那是个什么情景。而且我敢说，中国如果说粮食不够了，到世界市场上，你想买，也没有人给你，因为没有这么多富余的粮食。中国如果你把18亿亩耕地都占了的话，谁都解决不了我们自己的吃饭问题。
根据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的结果显示，由于生态退耕、非农建设占用等原因，我国耕地面积已从1996年的19.51亿亩减少到2008年的18.2574亿亩，逐渐逼近18亿亩的"红线"，如何有效保护18亿亩耕地的“红线”，成为了摆在徐绍史部长以及全国每一个国土资源工作者面前的严峻考验。
记者：那18亿亩耕地，怎么去守它？
部长：首先我们要坚守四条线，从中央到地方，就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线不能去碰的，土地建设用地年度计划的线也不能碰，每个省落实的耕地保有量也不能碰，每个省拥有的基本农田面积也不能碰，这四条线不能碰。占用耕地有一条规矩，叫占补平衡，就是我占一亩就得补一亩，占补平衡，实际三中全会的决定，把占补平衡进一步改为叫先补后占，你每个省要占耕地，可以，你必须有补充耕地放在那个地方，完了之后我占一亩，补一亩，占补平衡。
记者：您是国土资源部的部长，同时还担任着国家土地总督查。
部长：是的。
记者：这样的位置，在过去一年，恐怕身上担当的责任和压力也比以往要重得多。
部长：我们这两年一再说，我们要把前门开得大大的，尽可能的去帮助地方人民政府解决用地上的困难，来支持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时我们要把后门堵得严严的，一旦有违法违规情况，那绝不手软，一定要整改，一定要查处。
部长：你看这个罗盘，一个罗盘一个放大镜，它要看岩石矿物，还有一个铁锤，叫老三件。
记者：现在还需要吗？
部长：现在也还需要，但是用的越来越少了，现在已经做成一个集地理信息系统，GPS定位系统，就是一个计算机，等于是一个手持的小型计算机，它叫做综合数字采集仪。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地质矿产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全国800多万矿业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我国实现了从矿业弱国向世界矿产资源大国的历史跨越，为新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记者：我们在打仗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国家经济快速地发展，快速发展需要能源的大力的、强有力的支撑，如果这方面做不好的话，恐怕这辆列车也不能全速地往前行驶。
部长：你说的对，现在我们国家实际上已经遇到了资源瓶颈，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现在为止，资源的消费一直快于生产，资源的生产一直快于勘探，所以它倒过来了，因此我们国内资源供需失衡，对外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像油气对外的依存度是50%，铁、铜、铝等一些比较重要的有色金属，对外依存度也有40%、50%，依存度也很高，铁矿石谈判你肯定也了解。
记者：力拓。
部长：力拓，卡着我们的脖子，说涨60%就60%，说涨70%就70%，今年谈得那么艰苦，还是涨了30%多。所以这么大，我们30万亿的GDP，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有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资源问题是无论如何不能靠世界市场的，世界市场只能做一个补充。所以我们已经制定了矿产资源规划和勘察规划，那么最近几年，油气的战略调查马上就要开始布局了。
记者：我们国家已经发现的有多少？
部长：171种矿产。有探明储量的是159种，现在我们国家已经算是很多的了。
如今，我国矿产资源开采总量位居世界第三，已探明矿产资源总量位居世界第三，然而因为人口基数大，以及矿业开采和勘探工作发展的不平衡，我国的地质矿产业的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近年来，在国土资源部的直接推动下，我国加大了矿产勘探工作的力度。
部长：我们的想法，要通过三五年的努力，要找出一批大矿，特别是在国家急需的、紧缺的和优势的三种矿产资源上，要争取有更大的突破。前不久我刚刚去了一下河南、安徽和辽宁，安徽有大的钼金矿，河南尼河花了两年半时间评价了一个铁矿，这样马鞍山钢铁公司资源就可以解决了。我到了辽宁，就在本溪市边上，有个大台沟铁矿，现在说大概有30亿吨的储量，估计远景可以达到100亿吨。
记者：每发现一个富矿的时候，您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部长：我自然非常高兴。搞地质的人能够发现一个大矿，那是非常兴奋的一件事儿。我说一个人工作也就是40来年，从20岁参加工作到60岁，这一辈子作为一个搞地质的，能够发现一个，如果是两个大矿，那是幸运得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地质人员为什么对找矿热情这么高呢？因为这是他的职业，因此他为之献身的职业。
从1977年到1980年，徐绍史部长在长春地质学院学习地质专业，大学毕业后，他长期从事地质工作，如今，在走上国土资源部部长的职位后，他的职业追求和热情依然未减。
记者：在国土资源部部长这个位置上，您给自己设立的工作上的目标是什么？
部长：国土资源工作，确实是一个根本性的、全局性的和战略性的工作，因为它这两块资源都是稀缺的，而且是不可再生的。那么现在我们面临的局面，实际上就是说既要保障发展，又要保护资源，我们承受的双重压力，不保发展也不行，不守红线也不行，尽管压力很大，但是我们充满信心，我想通过我们的努力，还是可以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可以比较好地来履行国土资源部的职责。（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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